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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和政治权威

• 出版业和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也引发了大量讨论。讨论这些问题的背景既包括潜在的对近代早期欧洲的状况关注，也有许多当代关心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意识形态控制和市场潜在的颠覆性力量等。早期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着重于是否存在一种结构或机制调控印刷出版，以及这种调控的功效。陈学霖研究了从唐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出版业和审查制度，在这个庞大研究中，他首次考察了法律和制度的层面。陈断定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国家审查制度至关重要，尽管知识产权缺位也没有阻止欣欣向荣的印刷文化的出现，这意味着许多出版物仅仅是早期文本的反复再版。同时，他的证据证明，政府并非没有控制印刷行业的欲望，但很多时候，它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在前述井上进纵向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中，他强调了政治权力和印刷业之间的张力。然而，不同于陈学霖，井上进指出，政治权力的式微是印刷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在这里，书籍交换活动充斥了未受政治干预的空间。周启荣甚至认为印刷业在政治领域中扮演了一个更为有力的角色。如研究近代早期欧洲的学者一样，他认为在晚明时期，作为士绅和商人利益集中的结果，印刷业通过削弱政府权威触发了政治变革。雕版印刷术正如古滕堡的机器一样，具有革命性的影响。

  根据周启荣的说法，中国书籍史的研究对更为宏大的世界书籍史研究有重大影响。从很大程度上讲，此间中国书籍史背后昭示的政治变革和近代早期的欧洲的政治进程并无二致。周认为，当一个新的阶层——士商，也就是文人与商人身份合为一体的生意人，通过自己对经典的重新校注挑战正统诠释而获得了政治和文化权力时，晚明的印刷繁荣就改造了中国的政治。在印刷品中提出不同见解的同时，“士商”就摧毁了皇帝和官僚机构在“科考考场”中的统治地位，因而导致了阐释权威所在的变化。他发现，失意的落第举子发觉他们自己日益卷入了商业性出版事业之中，无论是作为编辑、作者、评论者，还是批评家。周启荣认为，这些经验变成了文人们的部分“象征资本”，“使他们可以将文学造诣转化为可出售的劳动力”。他也注意到这些人仍至少部分地停留在体制之内，像多数人一样坚持着命运未卜的科举梦。因此，即使不断遇到挫折，他们仍热衷于政治。他们的角色是颠覆性的，但并不全是敌对性的。

  周启荣的这本书令人振奋，可以激发学者更细致地将明末出版中的政治活动放在比较语境中，进行细致地研究。无论我们对他的结论赞同与否，这本书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知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周启荣有关印刷与政治的讨论能够与柯丽德对出版剧本中文人身份商业化的分析相媲美。柯丽德分析了文人的社会及文化角色的变迁，而周启荣所研究的各种科举考试教材和经典注疏，或许正是表明这些变迁的严肃例证。周启荣认为，明末灿烂的文化背后另有一种政治维度，同时这些政治活动与印刷出版相伴而生。尽管周启荣强调晚明出版业的颠覆性作用，但他却没有充分考察大的政治背景。党争是明末另一种削弱政治权威的力量，这与出版有联系么?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事件还有诸如明朝的灭亡和满族的征服，它们与出版相关吗?最后，清代的出版和政治之间互动状况又是怎么样的?也许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国家力量的出现是对“交流循环”的扭曲，无论轻重与否，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即使国家不断寻求对印刷出版施加更强有力的控制，仍有许多活动在政府的影响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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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单这样理解，初始状态假设BJT是断开：
  1.BJT断开，并上电。
  2.C被充电,最大可以到Vin;
  3.BJT导通，L充电最大到VIN
  4.BJT断开,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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